也是從那時起，尤立星開始了SSPD的產業化運作，創立了賦同量子科技。除了探測效率，他還關心產品的成品率，以及不同應用領域技術支持和迭代的問題。

“許多學術研究的套路，就是通過不斷刷新指標來積累論文，或者換一種材料發一篇論文。”尤立星坦言，單純從科研角度出發，選什么材料不重要，追求極致最重要。“但制作科研儀器這還不夠，它的最終目的是有用且好用。”

因此，當潘建偉給出了那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尤立星團隊才能憑借相對穩定的成品率，用最短時間測試并篩選出符合需求的批量化探測器。其間，他的團隊還實現了NbN材料SSPD在光通信波段98%的系統探測效率，并將這一世界紀錄保持至今。

尤立星告訴《中國科學報》，他在最“頂尖”的論文中都不是擔當第一作者或是通訊作者，他在其中更像是一名支撐者的角色，幫助中國量子領域的諸多科研團隊解決實驗科學問題，這才是他的價值所在。

尤立星。受訪者供圖

管理高手

高端科研儀器的研發通常需要多學科交叉融合才能完成，尤立星特殊的學術背景起到了關鍵作用。

2003年，從南京大學博士畢業的尤立星開始了海外的博士后研究生涯。4年里，他從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輾轉荷蘭特文特大學，再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在哪兒都不安分。他笑言，自己的博士后時光是在“游學”中度過的。

尤立星本有機會繼續留在美國，“但跟著國外老板干，總有一種打工人的感覺”。2007年，他選擇“回家”。

當時，上海微系統所正計劃啟動超導單光子探測方向的研究，這和尤立星的研究領域比較契合。于是，他白手起家，建團隊、搭平臺。

“雖然那些年我一直圍繞超導電子學做研究，但并未涉足SSPD的具體研究。在瑞典，我更關注基礎研究，內容與高溫超導約瑟夫遜結器件有關；到了荷蘭，接觸的是磁探測相關研究；到了美國，又轉向太赫茲探測有關研究。”

然而，正是這段不夠“專注”的科研經歷讓他有了豐富的知識儲備，也更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很適合做交叉學科研究。他能迅速把握單光子探測器從無到有的技術鏈條到底需要什么。

SSPD系統包含了芯片、制冷、光學和電子學系統四大部分。“沒有人能在所有方向都做到頂尖，我只需在各個環節找到擅長的研究人員或利用已有的成熟技術，最終合力把與儀器有關的科學問題解決好。這才是儀器研發的根本思路”。

尤立星在組建團隊時非常注重成員的不同背景方向，有做器件物理的、有做光學的、有做低溫的……“我們團隊的最大特點就是交叉程度非常高。”尤立星提到，這樣的團隊組合到了產業化階段，在解決用戶不同環節的問題需求時能發揮奇效。

在賦同量子科技高管張成俊博士心里，導師尤立星最突出的個人能力也許不是科研能力，而是管理能力。

“要讓一臺實驗室儀器變成一個市場化產品，光靠一個人戰斗必輸無疑。”張成俊說，“尤老師有一種魔力，從不給我們下績效指標，但總能成功激起我們的內生動力。”

尤立星則笑著回應，自己非常擅長壓力傳導，他曾把潘建偉的微信一字不落傳達給每一位團隊成員。這不僅是壓力共擔，也是使命和榮譽共擔。

張成俊還提到，在尤立星的引導下，企業團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從研發到生產各個環節的員工都要走進產品的應用場景中，到高校、科研院所、高技術企業的實驗平臺，與那些一流學者、專業技術人員交流、向他們學習，發現自己的不足。

公司還會定期把客戶使用產品后取得的科研成果介紹給員工，把他們的個人勞動和重要的科研產出以及取得的社會效益聯結起來。

“在高端科研儀器這個嚴重‘卡脖子’領域，沒有使命感，我們‘活’不到現在。”張成俊認為，這些正反饋對團隊而言十分重要，它會增強每一位員工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