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獲得博士學位的李世鶴回到國內，雄心勃勃地要在通信領域做一番事業。他發現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正在默默地感應著世界移動通信的脈搏。如果說，第一代移動通信還是歐美國家的“自娛自樂”，那么，第二代移動通信仍只是國內的奢侈品。李世鶴幽默地說：“第二代用的手機像磚頭那么大，那時經常看到香港老板手拿大哥大，吃飯時就在桌子上一放，顯示身份。”1980年代，一個手機最貴達到七八萬，顯然無法普及到老百姓中。

李世鶴感受著國內通信領域的探索、挫折和巨變的前奏，等待著宿命中的機遇。

夢明：三英才“閉關”探討三天，TD-SCDMA橫空出世

“人一輩子能碰見的機遇不太多。當發現一件事情值得干的時候，就應當不顧一切地沖上去。”李世鶴感慨地對同學們說。當3G的曙光初現，他迎來了夢想中的偉大事業。

“第三代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無線電頻譜不夠用，需要提高效率。”面對這樣的核心需求，美國高通公司做出了關于新制式CDMA（碼分多址）。李世鶴看到了高通公司的“作品”，心里涌動出超越它的激情和自信。

此時，李世鶴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他曾在重慶主持了中國第一個蜂窩移動通信網的設計和設備選型，也幫助江陰市開發了模擬制式下的移動通話終端。雄心壯志的李世鶴認為“我們不僅要發展自主產品，更應開發國家自主的新制式！”

春江水暖，國家對移動通信研究的大力支持也讓李世鶴更有底氣。在國家的“七五”計劃科技攻關中有了“GSM系統”的項目，由郵電局一所和電子部七所聯合攻關。1992年，“863計劃”開始組建通信專家組，其中有了個人通信組。

“SCDMA是我和徐廣涵、陳衛討論了三天的產物。”李世鶴頗為風趣地說。相對高通的“作品”，SCDMA技術實現了重大突破。他解釋說：“CDMA沒有多個碼道，是一個自干擾系統。怎么把干擾降得更低、信號更好呢？我想到了天線。”李世鶴結合自己在南京大學物理系讀研時做天線研究的基礎，他利用智能天線，讓SCDMA更加完美。

從一紙技術到影響到無線移動通訊整條產業鏈的標準，真的會實現嗎？

1995年，時任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的周寰與李世鶴三人見面。他們在德克薩斯大學一間教室里熱情洋溢地討論了四天，TD-SCDMA形成雛形。作為上級領導的周寰拍板了：“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