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光計算項目中，需要發揮光的并行性。這時我發現一種叫“二元光學”的達曼光柵很有用，深入學習后感到“二元光學”完全建立在衍射光學的基礎上，并可用微電子加工工藝來制作微光學元件，的確是一門新的領域。因此就領導我們的科研小組對二元光學進行研究。我們也邀請率先提出“二元光學”的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教授威爾德坎普 (Veldkamp) 教授來華講學。我們研制出光束分束器——達曼光柵，做出 5×5、25×25 寸分束器、微光學透鏡陣列、光束整形器、濾波器等元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并寫出全國第一本《二元光學》專著。

三、社會兼職

0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開創與國外大企業合作先河

1993 年至 1995 年，我被任命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分管材料與工程科學部、財務、重點實驗室和成果轉化等工作。在組織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檢測時，遇到美國著名的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福特公司的 Danis Schutzle 博士。我和他談起我們基金委員會也支持技術基礎研究。而福特一直想調動中國科研人員為公司的研究作出貢獻，特別是具有應用前景的研究。經 Schutzle 博士聯系，福特研究院非常支持，于是在 1993 年 10 月 28 日基金委與福特汽車公司簽訂了“福特——中國研究發展基金”協議，從而開創了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國外大企業合作的先河。我主持了這個項目并擔任管委會主任，規劃了實施管理和制度。此基金從模式上與自然基金截然不同，重點是支持技術基礎和應用研究。在合作方式上發揮雙方各自的優勢，福特投入現金，中方則投入人力資源和相關支撐條件。在管理模式上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吸收了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和機械聯合會等有關部門參加管理委員會。在項目組織實施上，按照雙方確定的資助領域和項目指南，由中方受理中國科技人員申請，按基金委程序進行初評，遴選的項目再由中美專家進行復評。該基金的宗旨是支持中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從事與汽車工業有關并且雙方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福特公司先后投入 170 萬美元，在代用燃料與混合動力系統、計算機輔助設計、汽車制造與新材料、汽車排放系統控制與環境保護、車輛動力學的測量與模擬、汽車電子系統等方面，先后資助了 40 個項目，資助強度高于當時的面上項目。基金項目由中美雙方專家進行評審，從而提高了學術質量。受資助項目每年要進行進展情況交流，促進不同領域研究人員創新思想的交互碰撞。此項基金的實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為我國汽車工業的發展與人才培養發揮了顯著作用。如中國科學院物理所陳立泉的“電動汽車用鋰離子電池研究”不僅在我國汽車電池工業中起到帶頭作用，而且其本人后來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郝吉明教授承擔的“典型城市消滅汽車污染物排放量的對策研究”為北京市環境治理提出了寶貴的建議，他本人后來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02 中國工程院

——推進科學普及與學術交流

1994 年中國工程院成立，我被選為工程院首屆院士。朱光亞被選為工程院院長，師昌緒作為副院長之一，主管出版工作。由于我們曾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一起工作過，他要我做工程院出版委員會副主任，負責編輯出版《中國科技前沿》系列叢書。該書每年出版一冊，主要反映我國在科技方面的新成就，并以高級科普形式向國內外介紹。在我的領導下，共出了十三本“前沿”叢書。在這里特別要感謝劉靜同志，她認真負責，為“前沿”的出版發行嘔心瀝血，功不可沒。

我是信息電子學部的院士，曾一度做過學部副主任工作，負責學術交流工作。曾組織學部內部學術交流和兩院學術交流的部分報告。我由學部推薦至工程院主席團，連任兩屆主席團成員，參加工程院的領導工作。2000 年經學部推薦獲得“中國工程科技獎”(后稱光華工程科技獎)。

2010 年我成為資深院士后經工程院推薦任“兩院資深院士聯誼會”副主任。兩院資深院士聯誼會是根據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特點，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建言獻策的咨詢機構，本著“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教、老有所樂”的精神，充實、豐富、跟蹤資深院士的生活，構建資深院士活動的平臺，了解資深院士的需求，做好資深院士的服務工作。圍繞科技、經濟和社會熱點問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咨詢調研工作，如我們曾開展過“三農問題”“教育改革”“微電子產業”的調研和咨詢，對科技熱點問題進行過研討，如“科學誠信”“能源問題”“長江資源研究”“稀土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核能的應用新時期科技體制改革”“轉基因作物”等。組織與中學生面對面交流，言傳身教，講述科學家的人生經歷，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科學道德修養......這對年輕一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此外也組織了資深院士對農場、工廠進行了考查，如華威電子、成都飛機廠、西安飛機廠、中芯國際、華虹電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