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我得到英國皇家學會的資助去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 Watt University) 進行高訪。當時正是美國提出“星球大戰”，其中有個項目就是“光計算”。我打聽了一下，德國愛爾蘭根羅曼教授就因想做“光計算”，而被學生及外界以要參加“星球大戰”項目威脅而出走美國。但 Heriot Watt 大學卻愿做些“光計算”項目，他們正需要一個人做計算全息圖，我因此獲得資助去該校工作。我的目的是學習一下光計算，到了那里他們希望我給他們做計算全息圖，并教他們如何做計算全息圖，因此我給研究生和教師開設了專題課“計算全息”。

在英國 Heriot Watt 我工作了半年，感到英國人與德國人很不同。德國人勤奮、按部就班，每天上班后并無茶歇時間。而英國人上午 10：00 茶歇，下午 3：30 又有茶歇。系里有關人員湊在一起，聊天并進行學術交流，學術氛圍濃厚。就是在這些漫談迸發出許多新思考、新觀念。我想這也是為何英國學術創新和諾貝爾獎獲得者比較多的原因。

我在英國去過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倫敦瑪麗女王大學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克蘭菲爾德大學 (Cranfield University)、帝國理工學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和國家物理實驗室等處，收獲良多。特別是參觀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該實驗室 100 多年卻向世界貢獻了 25 位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有人說他們是“諾貝爾科學獎的孵化器”。由于參觀時正有我的一個學生在那里工作，實驗室主任還專宴招待了我。為何卡文迪許能成為世界物理學家的圣地？我覺得一是他們不斷找準研究方向，一旦選定在一定時間內相對穩定，如從固體物理轉至凝聚態物理花了半個世紀。二是有一個很好的科學環境，爭取足夠的科研經費，建立了一個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體制。第一任主任麥克斯韋就鼓勵學生自制儀器設備。牛頓的三棱鏡、湯姆遜發現電子用的儀器至今留存在實驗室中。三是善于把握機遇和創新，科學思考和成果的積累才可能出現創新。麥克斯韋培養學生的原則就是“最好讓學生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克服各種困難，老師與其把這些困難移開，不如鼓勵和它們奮斗。”這種指導思想一直主導我對研究生的培養與教育。

04 關于“敢為人先”

1985 年至 1990 年，我擔任清華大學精密儀器與機械學的系主任，原副校長張維院士曾對我說：“清華所處的地位，要不怕為人先”。這對我一生做事都有很大影響。

由于環境和條件所限，我們不能以體量大與別人相比。但我一直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凡是要為的，一定要“為人先”。對待我們的教研組也是如此，因我們不能和浙江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的光儀系相比，但我們所為的如計算全息、體全息光存儲、二元光學都在全國居領先地位。

1995 年至 1998 年學校擬將機械類型的學科整合，發揮交叉學科的優勢，在清華大學第一次成立機械工程學院并任命我為首任機械學院院長。當時正值學校組織和啟動“211”建設項目，我積極聽取各系意見，提出在我校 CIMS 工程中心的基礎上，利用網絡與信息技術將設計、制造與管理加以集成，以提高質量與快捷生產為目的，抓住分析、測試與控制環節，將相關系組成先進制造技術學科群進行建設。這一建議得到校長的贊同和支持。

圖4 金國藩院士

05 關于團隊

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進步，相關技術交錯復雜，僅靠個人的聰明才智或個人奮斗很難取得像樣的成果。

我剛到光學儀器教研組，就開展“三坐標光柵測量機”研制工作。我是由精密儀器教研組轉過來的，對光學一竅不通。特別是我們做光柵測量頭部分，什么是光柵我都不知道。我組有鄔敏賢教授和嚴瑛白教授，我們在一起學習、并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制作光柵，搭成測量系統。她們倆是我最初的助手和老師。后來我們三人成為這個團隊的核心骨干，在學術上相互切磋，在方向上認真討論，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一起工作逾 30 年。隨著年長一輩的戰友相繼退休或離去，現在一支生氣勃勃、年輕有為的新的團隊又拿起她們的接力棒，奮勇前進。

我能有點成績和我有一支富有創新精神卻又腳踏實地地去干的團隊是分不開的。

06 關于家庭